淮海战役打得激烈时，徐州一直是焦点。战斗还没打响，国民党的人在城里还是横行霸道。因为徐州那时集中了几十万国民党部队，所以城里显得有些异常的“热闹”。

在决战即将来临之际，城里的酒馆和娱乐场所每天门庭若市。这些军方高层挥霍的金钱，主要来自贪婪和腐败所得，毕竟他们的军饷根本无法满足他们奢华的生活。

高层的腐败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就开始热衷于研究一个话题：国民党为何失去了对大陆的统治。

这些外国学者发现，国民党撤离大陆的过程非常迅速，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

1949年，国民党已经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但要是回到1945年，那可是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的高光时刻。那时，蒋介石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失败，正因这份自信，他才决定发动内战。

国民党的腐败问题既有自上而下的影响，也有自下而上的现象。腐败的根源往往与利益相关，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些问题的累积最终导致了国民党的覆灭。

在国民党内部，“上梁不正”的现象早就习以为常了，所以每位军官都不停想办法，想方设法为自己捞点好处。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资料记录，到了1939年秋天，蒋介石存了大约6639万元，宋美龄存了3094万元，而宋子文的存款更是达到了5230万元。

蒋家夫妇存下的钱已经超过了一亿，而且很多和蒋家关系密切的家庭也因为蒋氏的影响力赚了不少钱。

在1937年的时候，虽然中央红军有好几千人，但手头只有大约一千多块大洋。每当毛主席想到战士们的吃饭穿衣问题，就感到非常头疼。有时候为了给战士们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还不得不向别人借钱。相比之下，国民党那边则是财大气粗，财富多得用不完。

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

宋子文在世的时候，经常对蒋介石的行为感到不满；但孔祥熙上任后，他的商人特点就很明显了。孔祥熙不仅担任了中央银行行长和行政院院长等多个重要职务，还赢得了蒋介石的充分信任。

他演技出众，总是以“为党为国”的姿态出现，但其实各界高官心里都清楚。

即使国民政府把首都搬到了重庆，孔祥熙的贪心还是越来越大，跟着他的贪官也越来越多。每当有机会捞好处时，这些人就会给孔祥iggs送上一大笔钱。不过，即便这样，他们还能留下不少钱。

国民党高层如此，基层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人不是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才达到现在的水平的。

然而，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积累财富，这些财富最终都来自于普通百姓。百姓每少赚一分钱，他们的负担就加重一分。

【转换失败】：蒋氏集团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不顾国家和人民，这也让代表大家的中共有了发展的机会。

在同一时期，很多国民政府的官员都在想着怎么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而我们的干部却在忍饥挨饿，亲自去开垦荒地，把土地分给那些穷苦的农民，让他们能吃饱穿暖。

两党的方法完全不同，所以他们做的事情也很不一样。虽然国民党有先进的武器和大量的军队，但是失去了民心，这样成功的机会非常小。

从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开始，国民党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对此也不是完全不知道。1942年8月16日，他在日记里提到了孔祥熙的一个心腹林世良贪污的事情，并最终下令将林世良处死。

自己可以捞油水，却不让别人沾边。

所以，许多本应严肃处理的案件，因为牵涉到太多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日军手里拿回了不少物资，紧接着就到了“重新分东西”的时候。各个势力都开始摩拳擦掌，开始了所谓的“五子登科”比赛，争夺的东西有房子、车子、金条、钞票，还有美人。

国民党中央一到，灾祸就接踵而至。

因此，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去上海处理经济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所有问题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引起的，但最终案件还是由蒋介石亲自压下。

《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特权群体享受着他们的特权，普通百姓对此束手无策。那些通过私人政治关系迅速致富的家族，要么在国外逍遥自在，要么依然仗势欺人，势力依旧强大。

那时，孔祥熙已经去了美国，没过多久，孔令侃也跟着去了。

这其实揭示了很多问题。在国民党官员的眼里，利益总是排在第一位。即使在战火连天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也只两点：一是怎么完成蒋介石交代的任务，二是怎么借战争机会捞取财富。

大家都只顾自己的事，这说明了在淮海战役时，有人竟然在“兄弟部队”的眼皮底下被解放军成功说服并利用了。

救援机会并非不存在，而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无法从中得到好处，二是没有接到具体的行动指令。

随着各地的军官们带着多年形成的种种陋习来到徐州，他们开始想尽办法捞钱，各种招数花样百出。

战斗的另一边

在淮海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三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分布在江苏、河南等大地上，他们的补给线长达千里，覆盖范围非常广。那些负责管理经费的军需人员，常常能从中获取丰厚的利益。一旦经费到位，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中饱私囊的途径就层出不穷。

比如说，军需人员和徐州城里的银行串通一气，只要把钱存进去，就能得到很高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借鸡生蛋”。银行的工作人员对这种情况也很满意。

为了获得这些控制财务的重要人物的支持，银行工作人员常常会邀请他们享受一系列的服务，包括餐饮和娱乐等，一条龙服务应有尽有。

在国民党管辖区，还会开展所谓的“慰问军队”活动，同时，民众捐赠的大量物资也会分发给各个战斗部队。

然而，这些物资在层层分发后，到最后能到一线士兵手里的，已经很少了。

那些军官们都很相信蒋介石的话，觉得这次大战肯定能赢。他们认为，只要赢了，上面就不会计较下面的小错误。所以，即使面临着很多危险，很多人还是大胆地贪污，甚至公开把战争物资卖掉，换成金银等硬货。

另外，不少国民党士兵在准备上战场前，常常会放纵自己，利用微薄的军饷去赌博。

在领到工资的那一刻，很多人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平时的开销似乎不大，毕竟吃、穿、住、行都有部队照顾。那些钱暂时看起来没有其他用途，于是就用来享受生活，娱乐消遣。

有些人仅靠一夜赌博就能让多人倾家荡产，这种现象让很多人纷纷效仿。他们的心理很简单：如果输钱了，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得到；如果赢了，就可以炫耀一番，并享受别人羡慕的目光。

国民党在招兵的时候，采取了“只要愿意来，一个都不放过”的办法。这样一来，军营里就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以前在大街小巷里混迹，对各种赌博游戏都很熟悉，玩起来得心应手。

冯亦鲁的书里讲了一个故事：在我们连队里，有个士兵赌博特别厉害。他看上去很普通，但一到赌桌上，几乎每次都能赢。我听说了他的事，特意找他聊了聊。他真诚地告诫我不要赌博，说“十赌九骗”。他还答应给我演示，说自己能控制骰子的点数，技巧非常高超。

那时候，普通士兵和高级军官都参与了赌博。

战士们常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摆上简单的桌子，就开始他们的休闲时间。相比之下，军官们更喜欢去附近的民房或是专门的娱乐地点放松，他们的活动更加讲究，这样的娱乐通常也能带来更多的好处。

在国民党基层的组织结构里，有一种常见的贪腐手法叫做“吃空饷”。

实际上，从实际情况来看，通过这种方式赚钱的主要是团长，而不是师长或军长。

部队的花名册一般由连队来编制，一个团长要管理好几个连队，每个连队的人数也有限制，所以空缺的名额不宜太多。相比之下，团长能填补的“空缺”就比较多。

上级按照人数分配军饷，团长便把那些并不存在的“鬼魂兵”的军饷占为己有，而对于真正存在的士兵，他也能减少他们应得的份额。

这种方法一般用在战场前线，一旦战争开始，就能达到收支平衡。

回头想想，这些人要么在战场上英勇牺牲，要么不幸被敌人抓走，要么成了逃兵。总之，他们都不想被上级看见。

做完这些事情，即使上级想查个水落石出，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高级军官们发现直接从军饷中捞不到好处，便开始在后方做起生意。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大量的物资，而当时的交通又经常中断，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把战时物资卖到城里，赚了不少钱。

城里的商人也很乐意帮忙，毕竟这笔交易稳赚不赔。商人们还会提前支付一部分货款给军官，这样军官们就不会有挪用公款的顾虑了。

在国民党内部，贪污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即便人多势众，装备精良，这样的军队又怎么能打赢战争呢？

当时担任指挥官的杜聿明怀疑国防作战厅里可能有共产党的间谍，他的怀疑直接对准了郭汝瑰。尽管郭汝瑰和他是同学，而且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就连蒋介石、陈诚等高层领导都没有对他起过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