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瞬间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图为会议旧址。（来源：共产党员网）

我的父亲宋任穷，湖南浏阳人士，1909年诞生于斯。1926年12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彰显其卓越功勋。2005年，他安详离世，享年96载。自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部队攀登井冈，创立了我国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实施“引兵井冈”这一英明战略，亦与宋任穷受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之托，传递密信之举密切相关。

开国上将宋任穷

接受秘密任务

在南昌起义前夕，宋任穷所隶属的浏阳工农义勇队第四团接到命令，与和平江县的一个团一同前往江西南昌，参与“南昌暴动”。然而，当他们抵达南昌邻近的德安县涂家埠车站时，已是8月1日的凌晨。南昌起义指挥部及省委地下党的工作人员及时找到了他们，告知城内起义已提前爆发，部队已撤离南昌，向南进发。因此，浏阳工农义勇队无需再入城，只需静候后续指令。

《南昌起义》油画

接获命令后，平江的工农义勇队毅然选择返归平江。而浏阳的工农义勇队则遵从指挥部的调度，暂时驻扎于江西省的修水县与铜鼓县。

彼时，浏阳工农义勇队第四团兵力近千，装备枪械逾七百枝，下辖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并设有直属特务连。经过整编，该团更名为三团，由黄埔军校毕业的苏先俊担任团长，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担任党代表，罗纳川出任参谋长。浏阳冲和区农协委员长宋任穷则肩负文书一职，并兼任一大队二中队的党代表。

1927年夏日，驻守铜鼓的三团团党委派遣宋任穷与省委派来的秘密交通员同行，前往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情况并征询部队未来行动的指示。当时江西正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与组织的联络变得异常艰难。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与组织取得了联系。

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嘱托宋任穷携一封密信前往秋收起义的部队。毛委员在莲花县接到此信，随即作出决策，指示部队从莲花出发，经永新、宁冈一路进军井冈山，由此创建了我国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并点燃了日后遍及全国的革命火种。这封关乎秋收起义部队命运，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前途的关键信件，其传递过程充满了曲折与挑战。

沉着机智送密信

遵照前往南昌搜寻江西省委的指令，宋任穷与随行的交通员即刻动身。抵达南昌城郊，他们选择了一处隐蔽的地下交通站暂居。自南昌起义以来，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采取了“宁杀错，不放过的极端手段”，城门口的巡逻布防严密，每三步便有一岗哨，五步则设一岗亭，警戒之森严，无以复加。

交通员拒绝了宋任穷入城的请求，理由是他的湖南口音极易暴露身份，因此要求他在城外耐心等待。交通员一人深入城中搜寻了三天，走访了省委过往的所有秘密联络点，却始终未能找到目标。无奈之下，他指示宋任穷撤离南昌，返回铜鼓。然而，宋任穷坚信，自己的使命在于寻找到江西省委，并获取秋收起义部队接下来的行动指令。既然他连南昌城都未能踏入，便意味着未完成组织赋予的职责。因此，他坚决表示不能就此放弃，定要设法找到江西省委，履行组织所托的重任。

宋任穷成功地说服了那位交通员，一同前往江西省委寻求帮助。他承诺，若仍旧无法找到所需联系，便将随交通员一同返回部队。在入城前，两人细致地商定了行动方案：两人需保持50至100米的距离行进，一旦交通员停下脚步，宋任穷则不宜继续前进。

踏入南昌城内，两人再次探访了江西省委那些昔日的秘密联络点，却依然一无所获。他们最终来到了绳金塔附近的一片广阔棚户区。绳金塔，这座南昌城内赫赫有名的唐代古塔，其旁是一处河滩，道路狭窄，两旁林立着众多棚户商贩。交通员对宋任穷说道：“此地人物繁杂，各类人士穿梭其间，或许能偶遇我们要找的人，但这一切全凭运气。城内所有可能的联络点都已探访，皆无音信。你在此再寻一寻，若依旧无果，便即刻离城。”

十八岁的宋任穷，首次踏出湖南故土，来到陌生的外省省会城市。他漫步于绳金塔附近的棚户区巷弄，细致地打量着过往的行人。然而，时间在流逝，却依旧一无所获。走在前方的交通员在远处向他示意，劝他不必再寻找。但宋任穷并未就此放弃，他仍怀揣着希望，想要再搜寻一番，以期发现新的线索。

宋任穷于纷扰的街巷中孤独寻觅，忽见一顶礼帽下、身着长袍的身影缓缓从远处的小道走来。他感到此人身形似曾相识，急忙上前数步，意图辨明身份。对方似有所觉，转身迅速扫视一周后，迅速转入另一巷道。就在他回头的刹那，宋任穷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名字——共产党员刘士奇。他究竟如何与刘士奇相识？那是因为，在宋任穷从事农民运动期间，冲和区农协曾邀请当时担任湖南省委委员的刘士奇为农协会成员授课。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下，宋任穷不敢轻易接近，以免暴露身份。他紧随其后，步伐不急不缓。察觉到有人跟踪，对方迅速加快了步伐，拐了个弯，登上了二层的小竹楼，掀开竹帘，径直走了进去。宋任穷立刻跟上，然而抵达二层，却并未发现任何人的踪迹。

此刻，一扇内室的门帘缓缓拉开，一位身着店员服饰的男子走了出来，询问宋任穷此行的目的是品茗还是寻人。宋任穷在门帘被掀起的那一刻，目光穿透那片帘幕，发现帘后并非一间客房，而是一条通往楼下的楼梯。显然，那位身着长衫的人便是沿着那条楼梯悄然离去。

“我乃一名共产党员，受浏阳工农义勇队的派遣，前来与江西省委取得联系。那位进来的先生名叫刘士奇，曾在浏阳农协授课，因此我与他相识。我必须借助他的关系找到江西省委，以便汇报浏阳团队的情况，并接收省委的指示，完成任务后即刻归队。”那人询问宋任穷的住址，并表示会将此事转达，嘱托他先行回家等待通知，并表示明天将有进一步的消息。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面对尚未彻底核实对方真实身份的困境，缺乏明确的接头暗号，这一行动无疑是充满了极大的风险。然而，当时的时间和所处的环境都不允许有任何的犹豫，宋任穷唯有孤注一掷，勇敢尝试。幸运的是，宋任穷在绳金塔的搜寻以及小竹楼的历险中均取得了圆满成功。

不久后，宋任穷在驻地迎来了省委的通知，顺利与刘士奇及江西省委取得了联系。通过这次接触，他得以与参与南昌起义的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取得联络，并向他详细汇报了浏阳工农义勇队的人员配置和行动部署，寻求江西省委的指导。汪泽楷巧妙地以药水书写了一封密函，嘱咐宋任穷亲自将此信送往江西莲花厅（江西学子会试的场所）附近，务必将信亲手交付于毛委员手中。因毛委员正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从湖南进军江西，准备攻打莲花县城。

历经艰险见毛委员

宋任穷怀揣着一份至关重要的密信，离开了南昌城，白天赶路，夜间投宿，历经艰辛，数次陷入险境，却总能巧妙脱身。终于在9月21日，他抵达了江西的高安，并继续北上至上高。第二天下午，他在当地民众的指引下得知，浏阳的工农革命军已从铜鼓撤出，正向莲花厅进发。到了9月25日，宋任穷抵达了莲花县城。在街头偶遇原浏阳工农义勇队成员后，他们引领他见到了原中队长欧阳晖。未及寒暄，宋任穷便急切地请欧阳晖带他前往师部。师部参谋听闻宋任穷携带着江西省委的密信，便立刻引领他来到设在莲花宾兴馆的起义军前委办公处。

正值午膳时分，团部本拟让宋任穷用完午餐后再去觐见毛委员，然而宋任穷坚称必须即刻将信件送达毛委员手中。此刻，毛委员正于宾兴馆主持前委扩大会议，与众人商讨接下来的战略部署。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俊主张遵循湖南省委的指示，率部返回浏阳、长沙地区，以攻占中心城市；而毛委员认为该地区敌军实力雄厚，目前进攻恐难奏效，故不赞同此提议。余洒度与苏先俊以必须执行湖南省委意见为由，提及已在江西攻下莲花县城，声称部队应遵从湖南省委的指挥，返回长沙作战。在湖南省委意见成为前提的情况下，毛委员虽无奈同意率部返回湖南，但并非返回浏阳长沙，而是前往靠近广东的湘南汝城地区，以期与失散的南昌起义部队汇合。直至午时，前委会方才确定次日秋收起义的部队将从莲花出发，前往湘南，并等待接应从广东撤退的南昌起义余部。

此刻，一名参谋步入屋内，向正主持前委会的毛委员汇报，称江西省委派员送来一封密函，须亲自交付毛委员。毛委员随即中止会议，步出会议室，至外与携密函而来的宋任穷相见。宋任穷告知：“我是宋任穷，江西省委有一封至关重要的密函，关乎起义部队的未来，特此亲呈毛委员。”毛委员关切地询问宋：“你与江西省委的哪些人见过面？”宋任穷回应，他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以及刘士奇等人。毛委员点头道：“汪泽楷我熟悉。”

告知毛委员，在罗霄山脉中部的宁冈地区及山区，存在一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约百人武装力量，装备有数十支枪械。毛委员若前往该地，便可与他们汇合。详情可于密信中查阅。口信传达完毕，宋任穷随即从伪装成浏阳烟花账本的账本中取出一张白纸，递至毛委员面前，并解释称，这乃江西省委的密信。只需将纸片浸入清水，字迹便清晰可见。

毛委员命参谋取来一盆清水，将那白纸轻柔地置于水中，字迹便渐渐浮现。毛委员逐字细读信件，稍作沉思，而后转身对宋任穷言道：“你出色地完成了此次使命，先行回团部休息。”在告辞之际，宋任穷自怀中取出四十余枚银元，递至毛委员手中，说道：“这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为此次出行所赠的路费，任务既已圆满结束，我便将此款如数奉还组织。”

引兵井冈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的明确规定，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部队，无论在哪个省份行动，都必须服从当地省委的指挥，这是中央会议的既定方针。江西省委是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决策。鉴于我们目前身处江西境内，理应遵循江西省委的指挥。

26日九月，队伍启程离开莲花县城，踏上了通往罗霄山脉宁冈的征途。至29日九月，当抵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原本1500人的起义部队人数锐减至不足千人。在连续三日的行军途中，离队者已超过队伍人数的三分之一。面对此情势，毛委员果断决定，于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整编。

《毛泽东井冈山进军》

9月29日至10月3日，三湾改编的历史性举措，高扬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此次改编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精简为一个团，该团下辖团部和一、三两个营，总兵力约800人。党支部的设置也相应调整，改为设在连队层面。同时，实行了民主管理制度，在团、营、连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确保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并在经济上强化民主管理，让官兵共同参与部队的经济和伙食管理工作。

在军队中推行民主主义，这一创新举措给广大士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时至今日，那段历史依然清晰地刻在他们心中。宋任穷，曾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回忆道：“我曾在营中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按照规定，各连根据名额选出若干委员，这些委员共同组成了营级的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并未设立固定机构，也没有专职人员办公，遇到问题便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士兵委员会是党代表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主要工作集中在连队，包括推进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负责分摊伙食尾子、管理伙食和经济事务。当时，许多旧军队出身的军官依旧保留着打骂士兵的恶习，士兵委员会便与这些陈旧作风展开抗争。”自民主制度实施以来，士兵们的权益得到了有力保障，革命热情随之高涨，他们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显著增强。部队内部呈现出一种官兵同心协力、平等相待的新型关系。

10月7日，毛委员带领起义队伍抵达井冈山北部的茅坪，与袁文才的部队成功会师，由此揭开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序幕。紧接着，10月27日，毛委员率部抵达茨坪，再次与王佐的队伍会合，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略思想的崭新篇章正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