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淘汰率最高的政党是？

初创之际，在沪上石库门深处的简陋居所中，又有谁能预见到中国共产党的辉煌未来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彼时，我国社会林立着两百多个政治党派，中共只是其中之一。每天都有新的组织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组织走向解散。

即便在发起组建该党的初期，即便是那些核心成员，亦未曾预料到，共产党在28年后的时光里，竟能够执掌全国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风雨交加的年代。那时，党如同一个孱弱的孩童，人们对它的成长潜力普遍持有疑虑。

共产党成立不久即遇问题。

1922年，陈公博退党。

1923年李达退出共产党。

1924年，李汉俊退出共产党。

1924年，周佛海退党。

1927年，包惠僧退出共产党。

1930年，刘仁静被开除出党。

1938年，张国焘被开除出党。

在这13位代表中，有7位自行离去或被党组织开除，其中陈公博与周佛海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二人均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若历史轨迹可被预知，这七人是否可能陷入此类不明智的决策？

自然，若能预览历史的选择，他们必定不会采取如此行动。

28年后执掌国家大权，何须沦为汉奸？又何必成为军统特务呢？

胜负未定，未来扑朔迷离，我如此抉择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这13位英灵之中，王尽美于1925年英勇就义，邓恩铭于1931年壮烈牺牲，何叔衡于1935年献出了宝贵生命，陈潭秋则于1943年捐躯。

自始至终，仅有两位身影步履不停：毛泽东，董必武！

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是世界政党史上未曾有过的严酷考验。党内领导人，如同割韭菜般，一批又一批地遭受敌人的残酷打击。

周恩来曾深有感触地感叹：“敌对势力或许能在短短三五分钟内抹去我们的领袖，而我们，却难以在三五年间培养出他们的接班人。”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曾经历中共所承受过的如此严酷的考验，犹如置身于炼狱之火中。

1927年，随着大革命的黯然落幕，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共产党人的英勇身躯倒卧疆场，鲜血染红了大地。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革命先驱，均英勇牺牲，令人扼腕叹息。

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笼罩下，组织遭受重创，党员与党组织断绝了联系。许多迷茫与动摇的同志纷纷脱离党组织，更有甚者，在报纸上公然刊登反共启事，甚至指认并捕抓曾经的同志。

随着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党后续的领导者均系众多英勇牺牲者中的幸存者。

意志由严酷环境塑造。

这样的恶劣、险恶环境实难想象，苏俄亦难以与我们同日而语。

列宁历经两次被捕与流放，托洛茨基同样遭受了两次类似的命运，而布哈林则不幸被拘押并流放达三次之多。加米涅夫则被判为终身流放，至于斯大林，他的被捕与流放次数更是高达七次。

在蒋介石的政坛言辞中，实则并未提及“流放”一语，他惯常使用的词汇是“见电立决”、“斩立决”以及“立决”。

正因中国革命的残酷性，犹如巨浪淘沙，淘汰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背叛者众多。

中央一号向忠发、中共特科首脑顾顺章，以及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与盛忠亮相继被捕并投敌，此外，中共军区参谋长龚楚亦背叛了党。

闽赣分区的司令员宋清泉、红十六军的军长孔荷宠、赣粤分区的参谋长向湘林、湘赣省委的书记陈洪时、闽赣分区的政治部主任彭祐、闽浙赣省委的书记曾洪易、红十军的副军长倪宝树、闽北分区的司令员李德胜，以及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的政治委员杨世珠，无一例外地沦为叛徒！

中共淘汰筛选自高层领导始。

某些共产党员过于现实主义，以至于彻底放弃了理想，最终竟至自毁前程。

张申府是典型实例。

在中共建党初期，“南陈北李”即陈独秀与李大钊，若论及第三位关键领导人，张申府当属其中。

张申府，北大知名教授，曾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两人携手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他培育夫人刘清扬成为中共的首位女党员，并引荐周恩来加入党组织。

历史地位极为关键。

1922年，周恩来与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位于左一）、刘清扬（位于左二）以及好友赵光宸一同身处柏林。

张申府与毛泽东之间亦曾有过密切交往。彼时，毛泽东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属于临时聘用人员。

执行这项任务需填写图书卡片，毛泽东的字体龙飞凤舞，张申府因而对他进行了一番训斥，并要求他重新填写。

1925年，鉴于党的发展前景不明朗，甚至略显暗淡，张申府选择了脱离党组织。到了1938年，他发起并促成了民盟的成立。然而，到了1948年，张申府被民盟开除。

为什么呢？

1948年，我军已迈入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胜利的天平已然倾向我方。

张申府适时挥笔撰写《呼吁和平》一文，力挺蒋介石的“戡乱”策略，并对解放军冠以“匪”字，表达其强烈的不满。

张申府夫人，我国中共历史上首位女共产党员刘清扬，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离婚声明：“张申府背离民主，沦为帮凶，刘清扬对其予以严厉指责。”随之，她宣告与张申府彻底决裂。

申府太糊涂了！

张申府回应道：“我的那篇文章获得了3000块大洋的稿酬，那段时间，我确实急需这笔钱。”

惊怒交加。

龚楚

龚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其声望与澎湃、毛泽东并驾齐驱，堪比肩立。

1928年伊始，朱德与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历经曲折，抵达粤北地区。在那里，他们有幸遇到了首位共产党员龚楚，并在龚楚的引领下，得以攀登井冈山。

1928年6月，湖南省委向红四军军委发出函件，其中明确指出：“前委书记一职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位同志共同组成，分别是泽东、朱德、龚楚。”

在随后的某个阶段，中共中央以及湖南省委在致红四军前委的通信中，均将朱德、毛泽东、龚楚三位领导合称为“朱、毛、龚”。

1935年，龚楚背弃了共产党，转而投靠了国民党；然而，1949年，他再次做出了背叛的决定，投向了国民党的对立面。

1949年，随着解放军成功解放两广地区，国民党中将龚楚面临抉择，不得不选择起义。他向昔日曾是朱德、毛泽东、龚楚红军高级领导层的一员，如今已升任营长的林彪投降。

龚楚逃至香港，后赴南美。

1995年7月，我国著名人士龚楚在故乡广东省乐昌市长来镇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张国焘与毛泽东曾同属中共党内颇具领袖风范的杰出人物。

张国焘与毛泽东，二人均出自青年知识分子之列，彼此间诸多相似之处。

两位均实现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紧密结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赢得了农民背景将领的坚定支持，张国焘亦在鄂豫皖苏区收获了同样出身将领的深切拥护。

在土地革命的风云激荡中，两位英勇的领导者均卓尔不群，分别成功创立并引领了两块规模最大的苏区。

在共产国际的视角下，他们二人皆存有桀骜不驯的性情，各自坚持着独特的道路，且均具备过人的才干。

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竟选择叛逃。周恩来总理与李克农同志紧追不舍，从延安追踪至武汉，不厌其烦地对张国焘进行劝导。

但，他未回头。

张国焘在背叛党的道路之际，距离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尚余十一年之遥。

1947年，张国焘担任军统中将，隶属于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

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随着中共即将迎来全面胜利的曙光，张国焘急切地着手与国民党撇清关系，并迅速组建了第三党。他意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一种调和之道。

但是大势已去。

1949年，张国焘逃至香港，直至1979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养老院离世。

我时常沉思：在张国焘生命的尾声，他是否还能回忆起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地区胜利会师的盛况？当时，他驾驭着骏马，身披白甲，在众多警卫的护卫下，疾驰于两河口。而毛泽东则率领政治局全体成员，步行数里，在蒙蒙细雨中恭敬地等待着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长期边缘化的毛泽东成中共核心

边缘化的力量，自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跃升至东方政治舞台的显要位置，其背后倚赖的是领袖们的历史意识与使命担当，而毛泽东的贡献尤为卓著。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起初并未占据核心位置，自1921年党成立以来至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其领导地位，其间中共共经历了多少位领导人？

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这些名字，如同璀璨的星辰，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我们效仿苏俄革命的基本路径引领中国革命，却历经重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付出惨痛的代价。

1935年的遵义会议，对于毛泽东的当选，并非源于山头间的妥协，亦非利益集团间的权力制衡，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迫切渴望所作出的抉择。

十四年的斗争历程充分验证，唯有毛泽东指引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独一抉择，而非仅仅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路吗？

全试过了，没有！

毛泽东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亦是唯一一位，成功解答了“为何中国的红色政权得以存续”这一关乎中国革命根本性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走的是独立自主之路。

毛泽东倡导：“以工农武装为基础，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一政治理念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崭新理论——毛泽东思想！

在军事领域，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立了自有的武装力量；在经济方面，也已彻底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第三条亦重要。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个体，均如人一般，若无经济独立之基石，其余一切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泽东所倡导的道路，即“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仅构成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石，更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经济自主的坚实根基。

唯有拥有独立的经济支撑，方能奠定独立的政治与军事根基，进而独立挑选自己的领导者，独立规划自身的道路。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那具有深远意义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已探索出一条完全自主的发展路径，涵盖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这才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完整图景。

在八一南昌起义中，共有22500勇士奋勇参战，然而两个月之后，英勇的战士们仅剩800人。

1927年，毛泽东同志领导发起了秋收起义，然而，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里，原本的五千名战士锐减至仅剩一千人。

这支队伍并非一路凯歌，迈向胜利，而是历经惨痛的失败，最终走向了胜利。

人数少，力量弱。

毛泽东曾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那么党组织是否对他进行了表彰呢？

没有，党处分了他。

秋收起义命你挥师长沙，而你却率部转战至远离长沙的井冈山，此乃典型的右倾逃跑主义行为，因此，他的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已被予以撤销。

即便职务已被撤销，毛泽东依旧坚持工作，这与我们现今的做法截然不同，一旦职务被取消，便不再履职。

尽管毛泽东同志三次被撤销中委职务，八次遭受严重警告，他依旧坚持不懈地投身于工作中。

他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便是那深沉的历史自觉。

什么叫历史自觉？

深刻领悟社会运行规律。

主动影响历史发展前景。

毛泽东毕生秉持此志，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坚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勇于挑战权威，力求推翻旧秩序，始终不安于现状，致力于变革世界。

中国共产党历经重重考验，然而，其最大的幸事便是孕育出了杰出的领袖毛泽东！

伟人铸伟业，真人探真理。

秉持理想主义的信念投身事业，往往难免遭遇挫折，鲜血淋漓。

成功将是伟大事业。

事实昭示，党的核心地位乃是我国伟大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障。

党的核心汇聚了众多忠贞不渝的信仰追随者，拥有这样一支队伍，实乃中国共产党的幸事！

1935年9月，红军攻克榜罗镇之际，侦察连连长梁兴初与指导员曹德连于邮局偶得《大公报》一份，报上刊载了阎锡山的一段讲话。

“在陕北的二十三个县中，几乎每一个县都已呈现出赤化的态势。目前，共产党的影响力已无需武力即可显著增强其区域的威望。”

报章进一步透露：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已牢牢掌控了陕北苏区的广大区域，而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则成功突破终南山口，其威势直逼西安城下。

毛泽东在瞥见那报纸的一刻，心中不禁涌起“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然而红军抵达陕北后，却又面临着“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

他揭露，红二十五军事实上已将陕北之地完全纳入其统治之下。

红二十五军，源自鄂豫皖苏区，勇猛直击，一路挺进陕北。

在战斗编队中，红二十五军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即张国焘所率领的部队。

红二十五军指挥者为徐海东。

徐海东未曾与毛泽东相见，却身为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员杰出战将。

徐海东是否遵循中央红军的指挥？在张国焘另设中央政权的情况下，徐海东究竟是从属中央的决策还是张国焘的领导？

毛泽东心中泛起疑云，遂以试探的口吻，向徐海东寄去一封信，请求红二十五军支援一千大洋。

自然，一方面，中央红军的确亟需援助；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进行试探。

徐海东在接到毛泽东的信件后，未作片刻迟疑，即刻召集供给部部长前来，询问道：“目前我们还有多少资金？”

供给部部长表示，目前我们大致剩余五千余元，接近六千银圆。

徐海东表示，我们决定保留一千大洋，其余五千则悉数奉送中央红军，并非借款，实乃捐赠。在复信中，他还明确指出，红二十五军将无条件服从中央红军的指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获得五千大洋及徐海东的信函后，心头的大石方才落地。此后，毛泽东同志屡次强调，徐海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徐海东戎马一生，身负九次创伤，其中六次为重创。然而，他对中国革命的最大功绩，便是在关键节点，始终服从党的指挥，坚定地秉持党对枪杆子的领导，严格遵守中央的调度。

这是我们党最艰难的历程。

我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胜利，不仅在于确立了科学的主义、明确的路线、精准的方针和完备的纲领，更在于拥有一支如徐海东等英勇战将，他们忠诚于主义，坚守信仰，英勇奋战。

陈赓

陈赓，黄埔一期。

昔日，流传着“黄埔三杰”的美誉，其中较为人熟知的版本，乃蒋先云、陈赓与贺衷寒。陈赓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便深得蒋介石的青睐与赏识。

蒋介石将陈赓委以重任，将其所部连队调至总司令部，担任警卫连的连长一职。

在1925年10月的第二次东征行动中，第三师与广东军阀林虎的部队不期而遇，于华阳地区陷入重围，形势岌岌可危。

在兵败如山倒的危急关头，蒋介石仍屹立原地，声嘶力竭地呼喊。陈赓目睹此景，立刻上前，将蒋介石背起，疾步奔行，跑了三里多地，直至河边，方才乘船渡河，最终得以脱险。

蒋不禁感慨万分：“幸赖总理在天之灵护佑，方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

纵然如此，心中亦深知陈赓实乃其生命之救命恩人。

凭借这层关系，若陈赓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其未来可谓是“一片光明”。

陈赓内心轻视蒋介石。

2005年，一位曾在台湾隐居的国民党退伍军人返归大陆，向陈赓的家属透露，陈赓过去对蒋介石的轻视，实乃源于一桩琐事。陈赓不满蒋介石在作战指挥的空档期，仍沉迷于收听上海股市的广播，认为这样的蒋介石并非真正的革命者。

陈赓辞别蒋介石之际，所提出的理由是怎样的？他像我们通常所用的借口那样，称是家中老母亲病重，急需照料。

陈赓就这样走了。

他早年赴苏联深造，归来后投身于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红队”，肩负使命。

1931年，陈赓在鄂豫皖苏区浴血奋战，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激战中不幸负伤。鉴于鄂豫皖苏区医疗条件有限，无法治愈其伤势，无奈之下，只能将其秘密转移至上海。而恰逢此时，顾顺章背叛革命，局势更加严峻。

顾顺章将陈赓供出，蒋介石听闻此讯，喜出望外，急欲将其劝降。

一日，蒋的身边人兴高采烈地告诉陈赓，校长即将莅临探望。

陈赓坚持不见。

来人告知，委员长已至门口，无论是否预见，均须相见。

蒋介石步入室内，陈赓随即在病榻前迅速抓起一张报纸，将其遮于脸前。

蒋懂了，陈赓不愿意见他。

蒋无奈转身离去，直至病房走廊的尽头，仍忍不住大声呼喊，为何竟会如此，为何竟会如此！

蒋介石一辈子杀共产党人无数，但他唯独放了陈赓。

他知道，杀陈赓，历史难交代。

陈赓心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蒋介石。

自近代中国以来，鲜有政治力量能如中国共产党一般，汇聚如此众多矢志不渝、为信仰与理想奋不顾身、英勇献身、接续奋斗、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志士仁人。

这些人，他们不慕官位、不追金钱、不畏艰难、不惧生死，仅凭信仰与主义，便愿将毕生精力投入不懈奋斗。

蒋介石将共产党的诸多优势归纳为八点，其中“严禁干部拥有私人财产”被视为中共最为核心的优点。

1946年春三月，美国驻华总统特使乔治·马歇尔莅临延安进行访问。

他的随行记者如此描绘了共产党的政治核心：在延安，最为频繁听到的词汇，莫过于“人民”——无论是谈论中国人民，还是世界各国的民众。常言道，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

这些口号看似简短，实则蕴含着更为深邃的内涵，它们所承载的是一种深厚的情感，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

蒋介石

1949年，蒋介石对失去大陆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无一不指向政治层面，而无一涉及军事因素。在这一刻，作为一位政治家，蒋介石终于洞悉了自己失败的根源。

他总结共党优点七条：

首先，组织结构严谨；其次，执行纪律严格；再者，精神状态高度紧张；此外，采取的手段彻底有效；再者，军政事务公开透明；接着，注重办事过程中的调查核实；最后，将主义置于首位。

继七条之后，蒋介石补充道：“干部不得拥有私人财产”，并将其视为中共最为显著的优点之一。

最后聚焦民心。

本文旨在总结蒋介石何以败北，共产党何以取得胜利的深层原因。

在人类的语言体系中，心字承载着远超其文字表面意义的丰富内涵。

人们常常借助它来传达最为纯粹、最为真挚的情感，倾诉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最挂念的愿望。

中共领导人的言辞中，频繁涌现“同心协力”、“坚定信心”、“关怀备至”、“核心地位”以及“心心相印”等词汇……

我们见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所怀有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执着坚守。

中国共产党的终极追求，即是不断积累胜利果实，最终迈向共产主义的辉煌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合法性与合理性，源自于其在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历程中所展现出的责任与担当。

1840年至1949年，这段长达百年的历史画卷，从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至洪秀全太平天国的波澜壮阔，再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推动的洋务自强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戊戌维新，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直至毛泽东引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位参与者皆围绕着三个词——

救 中 国 ！

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际，这一救亡的使命并非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却是由中国共产党最终圆满完成的。

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如何演进，始终未曾改变的，是新华门内那五个永恒醒目的大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构成了共产党所有理论的根本所在，亦是其永恒的起点与归宿。共产党人绝不能舍弃原则，亦不容许自身的坚定信念有所动摇。

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军委前委员张阳、房峰辉，空军前政委田修思，武警部队前司令员王建平，国防大学前校长王喜斌……

全军已陆续查处超过一百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军级以上干部，这一数字已显著超过了在枪林弹雨中为创建新中国英勇献身的将军们的人数。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1997年那一次参观美国西点军校的经历：

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亲自陪同我参观西点军校，而他本人正是该校1978年的杰出校友。

西点军校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战役中537.7高地与597.9高地的精确模型。

胡伯中校指向模型，询问我：“你们仅用两个连队防守这两座高地，尽管我们七个营轮流发起攻击，却始终未能攻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当年我们仅两个连守住了高地。

今日，是否仍存精神高峰？

还有这样的队伍吗？

在战争的烽火中，是否依旧能目睹那面飘扬的旗帜？

这些，呼唤着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郑重作答。